新颖旗袍的诞生_摄影与文化_奥点壁画网

满清王朝已灭亡,着满装梳旗头穿旗鞋已不再是强行规定,因而那种无实用价值又妨碍行动自由的满装旗袍和花盆底鞋,自然被淘汰。社会上出现了“大半旗妆改汉装,宫袍裁作短衣裳,脚跟形势先融化,说道莲钩六寸长”的现象。《蕉庵随笔》中亦记曰:“满洲妇女,今乃改汉装,后此满汉种族不分,亦犹昔时汉、胡、羌、戎、契丹、女真之不能别敢也”。 民国初的十余年间,在民间,旗袍遭到了人们的冷落,旗女不敢穿,而汉女则不屑穿。有的则退守到满族贵族家庭。如庆亲王载振家,当社会上满族妇女装束已逐渐改为汉人装束后,其眷属“不论平时或外出,全是纯粹的满族装束。”旗袍此时已经退居到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不复往日的尊荣。 旗袍虽然遭到冷落,但却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影响,民国初的十余年,人们的衣着观念、生活方式都处于新旧更替的转折期,在更替、转折和革命的洗礼中,旗袍也在默默的几乎不受人注意地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受到当时汉族女子装束简练自由风格的影响,旗袍也同样趋于简化,袖子开始稍有收紧并略有缩短,露出一截手腕;袍身的长度也开始减短到膝与脚踝之间,领子受当时汉装的影响,一度也变为“元宝高领”,而后又渐渐变矮。这时的旗袍在装饰上大刀阔斧地删繁就简,不但色调力求素雅,镶滚也比以前简练的多,不再以装饰体现身份和地位,而更追求自然的效果,整体显得越来越素净。这些变化主要是与受当时崇尚自然新生活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有关,当然也与旗人不再有显赫地位和心境有关。此时旗袍的轮廓变化不大,仍然承袭着清末的宽敞,旗袍线条造型也仍然较为平直,但在大力简化中开始注重体现女子的曲线美,尽管并不明显,但删去繁复的装饰本身即意味着本来面目的出现,可以说,此时的旗袍已经向时装化迈出了第一步。 汉女裙装和旗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服饰,在这个时期显出了一致的变化,都朝着简练自由的方向发展,都开始注重女子的曲线,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且都比较隐约,而这种变化却正是现代时装的精神所在,从而拉响了新式旗袍诞生的前奏。 进入20年代,国内外的交流更加频繁,欧洲的布匹、羽纱、呢、绒、蕾丝等纺织品,新式的流行服饰和装扮概念,国外明星的时装照源源不断的涌进国内,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等大城市女性文化日益突出,有意无意地宣扬着偶象上的服饰,为新式服饰的变革和流行推波助澜。此时的上海,既是富商巨贾和军政名流的荟粹之所,又是交际名媛和娱乐界明星的云集之地,更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和各种文化汇集陈列的橱窗,已经成为全国的时装中心,一衣一扣、一鞋一袜都出自上海并四方流传,服饰变革的脚步逐渐加快。 民国时期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持较长的稳定性,各系军阀在走马灯似的换位子,百姓的生活方式也是日月变化。时代在急剧的变化,风气在急剧的变化,观念在急剧的变化,女子服饰的变化更是一日千里,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上衫下裙的学生装,到20年代初已变换出了无数个小花样来,衣领的高度不断降低,露出颈项来,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甚至金刚钻形;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或是六角形,有些别出心裁的女子还从袄底下垂出挑逗性的长而宽的浅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走动时随风飘拂,摇曳生姿。绘于20年代的一幅广告画上的时髦女子,便是这副打扮,她斜倚栏杆,上身穿着大袖短袄,下着葱白底淡黄花长裙,从袄下垂出了长长的飘带,雅致中透出几丝飘逸,文静中稍露几许活泼,非常清新可爱。 此时衣服的花色也从初期的淡雅转向明艳,鲜亮的明黄色、水绿色的底子,配上大团大团的花朵,尤为明艳照人。到20年代末这种趋向更为明显,谢之光1928年创作的广告画虽然仍然是清纯的女学生形象,但服饰已经使用的是华贵的金黄色,配上同色调的背景,展现了一种雍容华贵而又精致典雅的韵味,颇有点晚唐诗人温庭筠笔下的“画屏金鹧鸪”的感觉。 这个时期的女装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还大力的引进了不少西式的装束元素,最明显的就是采纳了欧洲的许多时髦小花样,象欧洲服饰常有的锯齿形、圆齿形等不齐的裙摆,民国女装也加以仿效并将其拓展到领、袖、襟和上衣下摆等地方,甚至包括背心的肩端。比起传统的圆弧形的边缘,锯齿形的边缘设计能使女装显得富有变化,优美而不至于呆板,当时广告画上的时装美女所穿的新装,袖口处通常设计成浅浅的圆齿状或者尖尖的的锯齿状,裙子下摆也是如此,看上去别致而新颖。 在这看似不起眼的一点一滴的变动中,酝酿着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服饰变革。20年代中叶,在当时公认的服饰时尚中心的上海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服饰,长至脚面的马甲。马甲宽松,四周作滚边,时髦女子一般将它罩在到大袖的短袄的外面,从而取代了长裙的地位。这便是现代旗袍的前身。郑曼陀1927年为“香港广生行有限公司”设计的老广告《春花图》中,画了这样一对美女,留着时兴的清汤挂面似的短发,一个穿着宽松的旗袍,一个穿着马甲旗袍,同样的倒大袖、高领,脚蹬着时髦的皮鞋,宽松的袍身掩盖不住自然的青春气息,背景是远处的湖光山色,无比的清纯雅致。 马甲式旗袍一经出现,就迅速风靡全国,而走在服饰改革最前列的上海时髦女子又不断的将之改良形成了不同的款式。1926年,长马甲把短袄的两只袖子移植了过来,省却了上袄下裙的重叠部分,于是就产生了民国新旗袍的最初款式。这种带袖的马甲,也就是最初的旗袍,其上下一体的设计同旗女之袍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又借鉴了汉女装束的特点,满汉服饰的风格在经历300多年的各行其是和互有采纳之后,终于在旗袍上得到了融合和统一。 奇花初胎的旗袍此时仍然承袭了旗装宽身大袖的风格,还没有后期那样突出女子的曲线,它的袍身比较宽松,轮廓仍然平直,还不显示腰身。旗袍的长度也比较拘谨,还在踝关节和小腿肚之间徘徊,袖子仍到肘部,袖口同当时的上衫下裙一样呈宽大的倒大型。 现代女作家张爱玲(1920—1995)对此时的旗袍评价道:“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倒大袖是20年代女装的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当时不管旗袍,还是马甲,还是文明新装,都喜欢采用倒大袖,宽大的袖口露出一大截玉腕,飘飘欲仙。新式旗袍的衣领衣襟和下摆等处仍然喜欢做滚边镶饰,但装饰却沿袭了民国初年的简约之风,摈弃了那种过于繁缛的镶滚,“襕干”和阔边条镶饰被视为过时的象征。此时的旗袍曲线感相对于以前更加纤秀,但不是过分突出,整个旗袍简洁干练,呈现出淑女窈窕而含蓄的美,在暴露女性身材上还是有节制而不过分的。 旗袍在20年代中前期,略显宽松的旗袍和简洁的学生装并存,女学生穿着这样的旗袍,仍显示同文明新装相似的清新自然,淡雅宜人。因此,成为当时女学生和时髦女性同样喜爱的服饰。20年代郑曼陀为哈德门香烟设计的一幅广告上所画的两个时装美女,一个穿着短袄长裙,明亮的明黄色短袄,袖口是圆锯齿状的倒大袖,配上浅绿色的长裙,立于花荫之下,非常娴静;另一个则穿着镶着简单的宽绿边的喇叭袖旗袍,袍长稍过膝盖,悠悠闲闲的坐在台阶之上,两人一站一坐,一个裙装一个旗袍,脸上都带着女学生特有的恬淡自然的神情,柔和细腻。 新式旗袍一问世就博得了时髦女性的极大欢迎,并从上海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载于《人言》1920年第二卷第15期的《中国衣冠中满服成分》一文说:“近日旗袍盛行,摩登女士,争效满装,此犹赵武灵王之服胡服,出于自动,非被强迫而然者。” 满清开国之初,以行政命令强行推行旗袍却因遭到汉族女子的坚决抵制而不得不罢手,不料300年后,当末代皇帝溥仪迁出紫禁城后,汉族女子却心甘情愿地穿起了旗袍,而且个个趋之惟恐不及,可见服饰对人来说,在于其自身的吸引力而非靠外力的作用。 新式旗袍在社会的变化中诞生,诞生之后仍然在随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不停的变化中逐渐凸显女性体形,不断走向时装化。从本书收录的老广告上的月份牌的时间可以看出,20年代末,旗袍开始收腰,袍身逐渐变得合体。1926年至1927年间,下摆高度还比较适中,袖口仍为倒大形。到1928年,由于正值大革命时期,受妇女解放潮流中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之风以及欧美短裙流行潮流的影响,旗袍的摆线开始上升,提高至膝下,袖口也开始变小,装饰性的镶滚则越来越简洁,到后来几乎完全被取消了,色调也力求淡雅和谐,总体上显得非常简便。到后来,为了适应女学生的要求,旗袍的下摆又提高了一寸,露出女子秀丽而又健美的小腿,这样可以跑跳自如,但袖子却完全仿照西式服装,袖口装上仿西式的克夫,高领,袍身合体,充满了新时代的气息。 在1928年,国民革命北伐成功以后,将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当时的北平迎往南京安葬,参加这一隆重的“奉安大典”的人员需着统一的礼服,为此1929年4月民国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有关服装的条例,条例中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所谓国服,就是国民礼服,条例中规定,男子礼服有两种,一种是中山装,另一种仍沿用清代的便服长袍马褂;女子礼服也有两种,一种是长身旗袍,另一种是蓝上衣和黑裙。至此,旗袍终于奠定了她在女子时装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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